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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倩

今天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这一数字引起大家严重关注。

之前写过一篇中国剩男的文章,今天简单编辑并补充一下。

中国有大量的剩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Sharygin,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Ebenstein和世界银行的Das Gupta研究预计到2030年,有超过20%的中国30-39岁男性会保持未婚,其中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贫困男性不婚比例尤其之高。以贵州为例,假如现行婚姻市场匹配体系变化不大的话(女性愿意早结婚或者跟更年长的男性结婚,可以短期推迟但不能解决剩男问题),到2050年30-39岁依旧未婚的男性比例会超过50%。

“剩女”是加引号的,而剩男并没有。这是因为女性并没有数量上的过剩,恋爱和婚姻市场上的结构失衡是可以调整的。而剩男则是实实在在的数量过剩。英文里面讨论“剩女”沿用的是“剩下”的概念,为leftover,而剩男用的是“多余”的概念,为surplus。所以“剩女”是个伪命题,而剩男问题很多角度上更值得我们关注。

剩男的青春期、成年期和老年期都有各种需要关注的问题。青春期过程中,大量年轻男性聚集在一起,无论是多余的荷尔蒙无处发作抑或通过过激行为刷存在感,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当地普遍的犯罪率提高。

哥伦比亚大学的Edlund,清华大学的李宏斌,芝加哥大学的易君健和香港中文大学张俊森四人利用中国1988到2004年的各省数据发现,16-25岁的年轻人里性别比例每上升1%就会导致暴力犯罪和财产性犯罪的犯罪率升高3.4%。在研究年份里性别比例增高4%,也就是说由于性别比例增高导致的犯罪率升高4*3.4=13.6%。在整体犯罪率升高82.4%的背景下,说明由于剩男数量增加导致的犯罪率提高占全部犯罪的1/6之多(13.6/82.4)。 

文章关注暴力罪和财产罪,一来因为此类罪行不需太高的技巧,二来肇事者大多数都是年轻男性。注意看下图带星星的数字(统计上有显著意义),16-25岁的男性犯罪率随着性别比例增高而变大。

 文章讨论更差的性别比例影响犯罪率有几种不同途径。一个是更多男性代表更多男性数量。如果男性比女性犯罪可能性更高的话这本身就导致更高的犯罪数量—虽然这个影响很小,我们暂且称此为“男性影响”。同时,更高性别比例意味着相对更少的男性可以结婚,从而男性之间加大对女性的竞争,并可能增大从事更高风险的各类活动的投资,可以称此为“激励性影响”。最后,高性别比例意味着当男性意识到结婚可能性降低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好好表现—此为“文明性影响”。

“males ultimately compete only for members of the opposite sex, allother forms of competition being important only insofar as they affect thisultimate competition.”

--“男性跟男性之间的竞争只为了女性,所有其他方面的竞争都是为了更好影响这个最终的竞争”。演化生物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Robert Trivers

多说一句关于“激励性影响”的模型。本文依据Clark和Riis在1996年的“彩票模型”研究,探讨男性购买彩票来参与抽奖--最大奖项是得到一位妻子。当性别比例提高,男性购买彩票的均衡值就要提高。当然,当潜在可能的妻子数量越来越少的时候,男性不会永久持续的提高彩票的投资。到了某个点之后,过高的性别比例会降低彩票获奖的价值,使得男性转而选择其他的人生追求

(文章主要关注性别比例对犯罪率的影响,另外也研究了性别比例对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内部夫妻间讨价还价(争权夺势/bargaining power)的相关影响。结果显示,性别比例每提高10%,男女双方在家里做饭时间差每周平均降低0.8小时,洗衣服时间差每周降低0.2小时,看孩子时间差每周降低2小时。同样,女性在参与家里大件商品(电视等)的购买时话语权差别降低9%。

所以当今天的人口普查数字证实中国人口性别比例有所改善,也侧面证明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女性力量和话语权崛起的人口和经济背景,无论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是杨笠脱口秀段子受到的重视

对成年期的剩男来讲,城市里的“剩女”更多是有经济能力的,但农村的剩男们即便想降低标准都不一定能娶到媳妇儿,能从其它国家娶一个新娘都是奢侈的选项。

当然不是结婚就比单身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在《家庭论》中提出,人们结婚目的在于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效用(包括收入/幸福度等)。如果婚姻的效用超过单身的效用,那么人们就会结婚;否则就继续单身或者离婚。

历史上看家庭的演变,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或者更确切的说,亲属家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保护家庭成员抵御不确定性”,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各种危机。所以在传统社会里,婚姻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这种环境中,追求爱情的婚姻是很难被容许的,除非这一婚姻能够为家庭带来利益。

但到现代社会,“市场推进了贸易和生产的迅速发展,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又进一步改变了技术、收入和就业机会”,此时年轻人面临的是和前辈完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家族在现代社会已远不如传统社会那样重要,“市场保险已经代替了家族保险,市场学校已经代替了家庭学校,考试和合同代替了家庭的资格证明”。特别是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家庭的概念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所以对大量的剩男,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贫困男性,他们值得我们额外关注。在工作收入保障不够充足、家庭保险不能完备的情况下,这些剩男的问题就不仅仅在年轻期。随着老龄化加深,他们没有妻子或下一代的支持,对收入降低或者生病等不确定因素极其缺乏抵抗力,如果积蓄及社会保障也无法支持他们养老所需的费用,那么这些3490万的剩男的养老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问题。我国最新人口性别结构比2010年有所改善,最新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1.3,每100个女婴对应出生111个男婴,这个数字会持续增大剩男人口的数量。

剩男的生活以及养老问题等都是我们需要严重关注的。全面开放及鼓励生育政策、财政支持、调整养老保险、疏导和管理各种罪行以及卖淫去罪化等都是需要尽快讨论并推进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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