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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倩

在过去的61年里,中国人口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要如何提高生育率?

现有的讨论几乎只关注提高生育愿望,却忽略了有愿望,但没有能力(想生却生不了)的家庭。同时,关注焦点几乎都在女性,忽略了男性的生殖健康。

Ravitsky和Kimmins曾于2019年在牛津大学下属的《生殖生物研究》里撰文指出,全球六分之一有生育意愿的家庭遇到不孕不育问题。Leslie Schrock则在《经济学人》撰文称,其中一半的问题出在男性身上。

男性不孕症有很多原因,例如炎症、先天性发育、外伤、感染等情况,导致yin茎无法勃起、没有精子或精子有问题等。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快速发展,甚至不用彻底解决问题,只要有一个健康的精子,就可以实现怀孕。其中,精子库是极端的生殖辅助技术,需要使用别人捐献的精子(或之前自己冷冻的精子)。

但据近期新闻,国内多地精子库告急。《山东商报》就报道,“国内多个地区不孕不育比例高达15%,其中40%是男性精子问题导致的不孕”。山东、湖南、四川等省精子库都公开招聘捐精志愿者,合格的志愿者总共可获约5000元补偿,平均每次捐精300-500元。

500元的平均每次捐精补偿,是全球平均数额的1.5倍,符合全球整体范畴。而精子质量的下滑也是全球大趋势。

本文将简单从捐精的“补偿金额”和“质量”两个角度,进行国际数据对比,引用全球顶尖文献,试图科学探讨如何更好地关注男性健康、提高精子质量,以提高优生优育和长期生育率。

一、捐精(平均每次)补偿金额是国际平均数额的1.5倍

捐精必须通过严格的质量选择,只有最终精子质量通过的志愿者才会得到补偿。

Van den Broeck教授等人对来自9个国家、29个精子库的研究显示,平均捐精志愿者收到的补偿在10-85美金之间。按照平均50美金计算,相当于340元。

而我国平均每次捐精补偿金额500元,和美国捐精补偿等同,比国际平均数额略高,符合整体范畴。以下是具体计算和捐精过程:

我国新闻报道的5000元,是在精子质量和捐献次数都合格的前提下,捐精志愿者收到的最终补助预期值。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是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地,在北医三院人类精子库捐精的整个过程,包括前期的两次体检,6个月内10次左右的捐献,其中两次取精最短间隔48小时;平均每次现金补贴300元,最终血液复查都结束后还有爱心补贴,共5000元——相当于平均每次捐精补偿500元。

笔者查询到,其他国内领先的生殖健康中心,包括湖南中信湘雅、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等,过程和补偿都类似。

而在精子捐献技术实行了很多年的美国,据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的Almeling教授研究发现,对捐精志愿者的补偿通常在单次50-100美金之间。捐精的过程是:

“男性签订合同并同意每周提供一到两次精子样本,整个过程至少一年。每次到诊室捐精之前至少提前两天禁欲。每个精子库都有捐精志愿者使用的小房间,配有水槽、椅子和涩情杂志。大厅对面是实验室,技术人员处理样品,然后将其冷冻并储存在精子银行办公室,直到有人购买用于人工授精……只有在精子数量和质量达到要求时,捐精者才会收到相应补偿……

“捐精市场的补偿数量差异不大,一家精子库通常会补偿捐精者们相同数额,每个样本在5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 平均下来是75美金,按6.8的汇率换算,相当于510元,和我国类似。

(注意:本文自始至终使用“捐献补偿”这个词,而不用“购买”或者“价格”之类的表述。因为精子并非商品。

另外,精子捐献有大量需要考虑的因素,特别是法律和道德层面。无论是对健康男性可以捐献精子数量的上限控制,或是对隐瞒有遗传疾病史的捐献者的监管和惩罚,或是捐献者是否有下一代知情权甚至探视和抚养权,甚至个体是否拥有“消费/享受”育儿乐趣的基本权利的思考和探讨等,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精子数量和质量的下滑是全球大趋势

全球捐精研究里最为广泛引用的文献,是Levine等人研究了1973到2011年间的全球42935位男性。文章发现,在过去40年里,西方世界(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精子数量显著下降。其中,精子浓度降低52%,精子总数下降了59%。其他地区数量则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变化。

西安交通大学的Mo-Qi Lv等教授2021年在《Human Reproduction(人类生殖)》上发表文章,研究了1981到2019年里,中国32.7万名健康中国男性的精子。研究结论为,中国精子质量和西方国家的趋势类似,精子浓度下降37%,精子总数下滑28%。

参见下图,第二栏SC是精子浓度,第三栏TSC是精子总数,颜色越红代表数字更高,灰色是无数据。可以看到,从上到下,即从80年代到现在,颜色越来越浅,即精子数量和质量越来越低。北方地区的下滑趋势最为明显。

另外,Zhikang Zou等教授还研究了中国六个地区的军队精子质量,样本包括18到35岁的1194位男性,通过精/液量、精子浓度、精子总数,精子活动力等指标,发现88%的男性有至少一项指标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标注水平。文章指出,季节、饮食、生活方式、气候和高度都是可能影响的因素。

三、政策、社会、两性该如何应对?

一半的不孕不育问题出在男性身上;过去40年里中国男性精子浓度下降37%,精子总数下滑28%……这些数字都是非常惊人的。

异常的精子质量可能预示着严重疾病。Schrock指出,精子质量“是肿瘤、癌症、癌症、糖尿病和整体发病率的一个重要生物标志”。

而且,低精子质量还会影响到女性和下一代的健康:“父亲年龄的增加使孕妇患妊娠糖尿病和先兆子痫的风险更大。女性只为未来的孩子贡献了四分之一的与年龄相关的基因突变。未来孩子患精神分裂症、唐氏综合症、双相情感障碍、自闭症、儿童白血病和其他癌症的风险会随着父亲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早产、癫痫发作和先天性心脏病和腭裂等残疾的风险也是如此。”

著名的生殖流行病专家Shanna Swan教授也曾分享指出,过去40年里,全球精子数量平均每年以1%的速度下降,同时睾丸素也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男性bo起功能障碍每年以1%的速度上升,女性流产率每年以1%的速度上升。这些都是有极强相关性的。
 

所以,关注精子质量,不仅是关爱男性健康,也是关注女性和孩子的健康。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生育都是女性的责任和问题,男性似乎只要赚钱养家就可以。而专家们已经明确指出,不孕不育的一半问题,都来自于男性。对此羞于开口,没能全面地普及知识,都让女性错误承担了过度的压力,也是对男性健康的不负责。

那么,政策、社会、男性和女性,可以如何更好应对这个问题呢?

1)对男性来说

我们来看下专家们给出的影响因素和建议:

Mo-Qi Lv等教授在中国精子质量研究里提到的可能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增长)和禁欲(间隔变短)、地理变化(种族、社会阶层(正相关)、温度(负相关))、生活方式(包括肥胖、抽烟、过量喝酒、手机电脑电磁波等的电磁污染、缺乏睡眠、过度锻炼、压力)、环境毒素(食品、水、家庭用品和个人用品中的内分泌干扰素) 。

Swan教授和Colino在《Count Down》一书中提到,生活方式(肥胖、抽烟、压力等)都是自己可控的,但环境里干扰激素的化学物质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简称EDC,则是个体很难控制的。

EDC包括农药中的杀虫剂、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某些软垫沙发和健身垫里的阻燃剂等。其中BPA和邻苯二甲酸酯是两类重点有害化学物质,因为它们最常见于家用塑料制品中,从矿泉水瓶到食品包装,都有它的身影。

人类内分泌系统可能会受到这些化学物质的有害影响,从而影响睾酮和雌激素的产生。所以,避免有EDC成分的物品使用,也是避免影响精子质量的关注重点之一。

Schrock提出生产更健康的精子很简单:避免热水浴缸和桑拿,不骑自行车,不吸烟,少吃加工食品,少喝酒,戒掉汽水,多锻炼,多睡觉,备孕前三个月避免使用会干扰激素的化学物质生产的家用产品。

同时,Schrock还指出:“男性从35岁开始生育能力下降。男性超过35岁后,男性精子活力和形态质量均下降,导致反复流产和先天缺陷的DNA碎片会增加。”

不仅是健康,大量研究证实,男性年龄和下一代的智商、成绩和学历也有强烈相关性。

Gajos和Beaver教授研究了1000多位9岁孩子的智商(PPVT测试),证实父亲年龄与下一代智商的倒U形关联,即过于年轻或过于年老男性的下一代智商更低(30岁上下最佳)。即使在控制了可能影响智商的其他因素外(例如社会阶层、母亲背景等),父亲年龄对男孩智商的相关影响依然存在,且在统计学上呈现显著的因果关系。

D’Onofrio等教授研究了瑞典1973到2001年出生的所有260多万人,发现父亲年龄增大与下一代学业成绩下降、精神病等风险的增加有关。与20-24岁父亲所生的后代相比,45岁及以上父亲的后代在患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自杀未遂、学习成绩不及格、低教育程度等方面有更高风险。

这些发现与之前研究的假设一致,即(年龄更大男性)精子生成过程中发生的新基因突变,下一代发病率更高,且学习更差。

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传统上我们只认为女性有生物钟,男性虽然没有直接的“停精”生理点,但精子质量随着年龄增长衰退,所以男性也可以考虑在35岁前利用精子库技术保留自己的高质量精子,为自己和将来的家庭负责任。

2)对女性来讲

‍‍女性也要避免接触EDC有毒化学物质。一来,暴露于过量EDC会影响怀孕,二来,怀孕初期是胚胎生殖系统成长阶段,EDC会影响到下一代的生殖系统的成长,会降低男婴将来的精子质量。

此外,在女性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提高的今天,在不孕不育观念更科学且平等的今天,女性的择偶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表现在于,女性会考虑和衡量男性的年龄,看重男性的生殖健康。

年龄大的男性,会增加精子质量的风险,对应增加:a)怀孕的难度;b)孕期对女性和胎儿造成的各种高风险及生命的威胁;以及c)未来孩子的患病几率、智商变低和学习变差。‍‍‍‍‍‍‍‍‍‍‍‍‍‍‍

在备孕期间,家人不仅要关注女性的健康,从饮食到睡眠,从压力到暴露在EDC的可能,对男性的关注也要如此,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少抽烟不喝酒(应该是少喝酒不抽烟),不要忽略了男性的身心和生殖健康。

3)在政策和社会观念上,作者的四个建议

a) 政府治理,降低环境中影响生育的有毒化学物质。

以欧盟为例,2011年开始禁止在婴儿奶瓶中使用BPA塑料。我国可以参考降低或废除日常生活用品里BPA和邻苯二甲酸酯这两类有害化学物质的成分。专业问题留给政府和专家们决策和考量。

b) 宣传男性35岁的生育黄金年龄分割线概念,提倡关注男性健康和精子质量。

女性有生育力和卵巢功能的高峰期,男性也有精子质量的高峰期。各方宣传在强调女性生育黄金期的同时,也应该强调男性生殖年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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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新闻报道只有对女性年龄的强调,完全没对男性年龄和生殖健康有相同重视和关注)

35岁前是男女双方共同的重要生育年龄分割线。10月28日是世界男性健康日,我们应当对此有更多的重视。

 c) 考虑将婚前检查列为结婚的必要条件。

这对双方的身体健康,对未来生育计划和家庭幸福,和对践行我国的优生优育政策,都是重要且必要的流程。

(严格地讲,检查不仅是精子,还有整体精/液检查。即便精子没问题,精/液要是例如PH值有问题,或不能正常液化,也会影响生育。精子是精/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关注整体的精/液健康,而不仅仅是精子健康。更严谨的说——男性生殖健康。)

d) 更多相关监管。

即使在技术实行了很多年的北美和北欧地区,捐精的相关法律依然不够完善和健全,也不够系统化,除政府的要求外,每家精子库依然有相当大的灵活空间。

对此,国家卫健委于2021年更新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希望能看到更多相关的监管及时更新。

四、结语‍

传统意义上,女性是不孕不育症研究和治疗的焦点。随着科学进步和普及,我们了解到,一半不育病例来自男性,但在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及传统观念中,男性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视了。

在生育率断崖式下降的今天,关注男性生殖健康,是生育政策应刻不容缓的关注重点之一,也是值得政策、观念、男性和女性都重点关注的问题。

PS:文章配图均来源网络。
 

文献附录:

1. Ravitsky V, Kimmins S, “The forgotten men: rising rates of male infertility urgently require new approaches for its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iology of Reproduction, 2019, Vol 101 (5):872-874

2. Schrock L, "We need to break the taboo around male fertility", April 16th, The Economist By Invitation

3.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不孕不育: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infertility

4. Van den Broeck U, Vandermeeren M, Vanderschueren D, Enzlin P, Demyttenaere K, D'Hooghe 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perm donor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ttitudes, motive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process of sperm donation",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2012, Vol 19 (1):37–51

5. Rene Almeling, "Genes, selling gender: egg agencies, sperm banks, and the medical market in genetic material".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2007, Vol 72(3):319-340

6. Pietrzak A, "The price of sperm: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surrounding the gamete donation industry", Journal of Law & Family Studies, 2012, Vol 14(1):121-136‍‍‍‍‍‍‍‍‍‍‍‍‍‍‍‍‍‍‍‍‍‍‍‍‍‍‍‍‍‍‍‍‍‍‍‍‍‍

7. Levine H, Jorgensen N, Martino-Andrade A, Mendiola J, Weksler-Derri D, Mindlis I, Pinotti R, H.Swan S, "Temporal trends in sperm coun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2017, Vol 23 (6):646–659 

8. Lv MQ, Ge P, Zhang J, Yang YQ, Zhou L, Zhou DX, "Temporal trends in semen concentration and count among 327 373 Chinese healthy men from 1981 to 2019: a systematic review", Human Reproduction, 2021, Vol 36(7):1751-1775

9. Zou ZK, Hu H, Song M, Shen Y, Guo X, McElreavey K, Bittles AH, Wang W. "Semen quality analysis of military personnel from six geographical area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rtil Steril, 2011, Vol 95(6):2018-23

10. Swan S H, Colino S, "Count Down: How our modern world is threatening sperm counts, altering male and female rep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imperiling the future of the human race", Scribner, 2021

11. Gajos J M, Beaver K M, "The Role of Paternal Age in the Prediction of Offspring Intelligence", J Genet Psychology, 2017, Vol 178(6): 319-333

12. D'Onofrio B M, Rickert M E, Frans E, Kuja-Halkola R, Almqvist C, Sjolander A, Larsson H, Lichtenstein P, "Paternal age at childbearing and offspring psychiatric and academic morbidity", Jama Psychiatry, 2014, Vol 71(4): 43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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