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

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性别平等这个话题感兴趣的？

Sid：

这跟我自己的家庭生活有关。我的姥姥 11 岁就结婚了，生了 10 个孩子，其中 9 个孩子存活下来。而我小时候对姥姥的印象就是，她总是很瘦弱、弱小的样子。

与此同时，我父母的关系是非常平等的，所以，我在家庭中看到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女性处境。

我出生在印度。当时的印度，女性身处在非常父权的体制下，属于更弱一方的位置。大家都觉得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不仅仅是印度，其他很多国家也都有这种情况。

还有很多其他情况，比如小孩子们，特别是男孩们，从小被爸爸打到大，大家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当时的社会上，有很多这样大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社会从小就给孩子们这么洗脑。

就连很多女性都觉得，自己被丈夫打，也没什么问题。

但我父母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让他们之间建立了非常平等的关系。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这种性别平等的价值观赋予了我，所以，我想挑战这种不公平的现状。

在联合国的日子里，一直非常强调性别平等，这是我主推的价值观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男性，我也特别强调“he for she”，让男性一起加入到推动性别平等的行动里来。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从各方面提供给女性的服务，不管是从教育上面，还是从医疗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我也会指出哪些国家可以做得更好，哪些国家还有进步的空间。

比如说，2019 年 3 月 8 号妇女节前夕，我在路透社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别强调了当时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对于女性，特别是对于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方面的政策的退步。这不能算是一种批评，而是我们要陈述事实，我们要看到事情的现状。

Sid 发表在路透社上的文章：“让我们别让生殖健康和权利的时钟倒转”

LQ：

为什么大家应该关心性别平等？为什么男性应该关心？为什么企业们应该关心？为什么社会和政府应该关心？

Sid：

有这么一种说法，当你教育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你教育的是一整个家庭，你教育的是一整个社区，你教育的是一整个国家。

所以，投资教育女性，它的回报其实对男性、对整个家庭、对整个社会都是更有益的。它的回报是更广泛的。

在一个双职工家庭里，当女性的教育水平和收入都提高了的时候，对男性来讲，他也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同时，不管是收入上还是教育上，他们的孩子也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全方位的影响。

比如世界二战的时候，欧洲男性都去打仗了，女性在家里、社会上承担起了以前男性要做的事。男性打完仗回来后，发现这个社会一切都在正常运转。接下来，男性和女性一起共享这个社会，同时对社会进行贡献。

所以说，并不是大家特意地去生生创造出来“性别平等”这个概念，而是历史发展到那里，我们就能看到性别平等的出现。

LQ：

您刚才提到世界二战，如果我们希望性别平等更深入推动，难道只能通过类似这种的剧烈变革吗？在全世界范围内，性别平等是更前进了，还是这两年更后退了？ 

Sid：

（全球性别平等）绝对是更退步了。除了我之前指出的例如特朗普政府在政策上的不足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全球疫情背景下性别平等的退步。

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已有的性别不平等，并很有可能导致过去数十年来全球的共同努力都停滞或者倒退。有相关的数据显示，这场疫情将使全球范围内约近 5000 万的妇女和女童重返贫困。

在封城期间，全球各地针对女性的各种暴力事件增加，残障女性在获得必要服务方面也面临了更多的障碍。

由于女性是在非正式行业的从业主体，所以比起男性来说，她们会更直接地面对经济行业遭受重创的影响，女性失去生计的速度也随之加快。

“由于新冠病毒丢掉了工作”

而在数字技术接轨方面，数字性别的鸿沟也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的地区。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应对疫情的战斗中，女性是冲在前线的，担任着医护人员和护工的角色。女性构成了这一领域全球 70% 的劳动力。

 所以，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性别平等的步伐事实上是停滞、甚至在往后退的。

LQ：

那我们如何改变现状呢？

Sid：

有三个 P，一个是 Political will，一个是 Public policy，一个是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第一个是政治意愿，也就是一个国家真心地认为性别平等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别忘记女性是能顶半边天的，女性也的确是占了一半的人口，我们不能忽略一半人口的需求和权益，所以，从政治意愿上去意识到、去认可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是正确的公共政策。中国成功地让将近 8 亿人民脱离了贫困，这就非常需要强大有效的公共政策，如果没有的话，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第三个就是公私伙伴关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合作方？如何让政府、私有企业和各大机构共同合作？

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女性进入社会，进入到管理层的不同阶段和层次。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卢旺达 60% 以上的议员都是女性，而阿联酋在让女性身处有影响力的职位、让女性进入科研及其他行业上，是做得非常好的。

曾经中国的劳动力大军里面，一度有 64% 的都是女性。所以，第一步先有这种政治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想怎么通过 PPP（公私伙伴关系） 的合作方式，通过这些项目，让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可以变成一个更直接的现实。

我举一个公私伙伴关系的例子：

我在肯尼亚时，非常成功地做了一个平台，由联合国牵头，最早有三家企业加入。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华为（Huawei），另外一个是来自美国的默克（Merck），第三个是来自荷兰的飞利浦（Phillips）。

这三个公司加入了以后，很快我们又有了另外三个合作方：英国的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肯尼亚的狩猎通信基金会（Safaricom Foundation），肯尼亚医疗健康联合会（Kenya Healthcare Federation）。

在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就有 80 家私有企业来加入我们，合作平台的投资基金也从最初始的 1500 万美金，变到了 1 亿 5000 万美金。

我们很强调的一点是，利用大数据，利用高科技和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两年半的合作时间里，我们降低了 1/3 的孕产妇的死亡率。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要达到这个成绩，可能都需要 10 ~15 年的时间。所以，这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是绝对可行的。

LQ：

下一次您见习主席的时候，如果您只能跟他谈三个问题，您会跟他聊什么？

Sid：

第一点，我一定要跟习主席谈他的高瞻远瞩，就是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

我会把我能带领的所有联合国的资源都投入到这件事情里，这是一个对全球、对每个公民都极其重要的、威胁到我们生存的大问题，特别是在2019 冠状病毒疫情之后。

全球经济如何进入到下一个更可持续、更绿色的创新型的循环和发展，这一点上中国体现出了一个身为全球负责任的大国的领导力。我希望告诉习主席，我们联合国对这件事情也非常看重，并承诺会坚持下去。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 John Kerry 来中国上海的时候就提到，绿色革命会像工业革命一样重要。我认为，性别平等必须是绿色革命的核心的一部分，不管是在 STEM 方面，还是农业、可再生能源方面，女性对整个劳动力的贡献，对整个全球经济重建的贡献，都非常重要。

第二点，我会和习主席谈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性别平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不管是对于女性的教育，各项服务支持，还是女性在整个乡村振兴里的几个重要环节。

第三点是南南合作。中国有非常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经验，而这种非常有价值的分享是能帮到全球的。

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把中国改革开放后 40 年里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赋予非洲，也许，非洲可以在 15 年的时间里就实现这种快速的发展。

因为中国刚打开国门发展经济的时候，全球科技还没有到达现在的程度。如今，中国的经验可以帮助更多的国家，让它们更快地经济发展。其他国家学到经验后，甚至可能会弯道超车，快速赶上。

今年10月25号，就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这会是我和习主席最主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同时就像我刚才谈到的，性别平等，会是中国在联合国所有工作里的一个各方面都很重要的体现。

LQ：

美国刚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的整个政局有了巨大变化--您怎么看这个情况？

Sid：

当地妇女和女童的权益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重视。我非常期待看见，中国作为联合国的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相关问题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国际上在关注阿富汗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妇女和女童、关注性别平等，无论是可以上学受教育的权利，还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关照，都是非常重要的。

阿富汗女性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性别平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LQ：

您认为在性别平等方面，中国跟全球对比，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哪方面还有进步空间？

Sid：

我觉得中国在女性创新方面做得非常好。女性有了更多的独立自主权，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 STEM 这个领域，不管是在医疗、科技还是航天方面，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STEM：Science科学、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Mathmatics数学）

同时，我们还有更多可以去做的，包括刚才我提到的绿色革命方面，就需要有更多的女性力量加入进来。特别中国有高人口基数，有如此大经济体量，当中国做起来，全球都会受益。

女性获得 1 份 STEM 领域的工作的同时，男性获得了 5 份

政策方面，需要从基层做起，需要从小学就做起，需要从每一个县做起，需要系统性地让所有女孩们都有这种机会，有环境给她们赋能，让她们可以更好地进入到初中，进入到高中，再到大学。

相关激励机制也很重要。比如可以从竞争的角度，看全国的哪个县里有更多的女生是在这种 STEM 的学校里和专业里毕业的，或者各个省之间进行对比。

微软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随着女孩年龄增长，选择 STEM 科目的意愿在下降

全球排名前50的女性亿万富翁里，其中五分之一都是中国的女性。这种现象表明，教育和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可以让女性参与到社会的发展中，调动起社会经济增长的全部潜力。

放眼全球，你会发现在经济发展上非常成功的国家，那里的男性和女性都是同时在工作的。而对于世界上那些经济不好的国家，你会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工作方面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所以，让女性发挥她的全部潜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非常重要。

优惠性差别待遇（Affirmative action）从配额的角度给女性更多的指标，比如最低需要多少女性是董事会成员。您怎么看这个设计？

Sid：

这种配额非常重要。通过配额政策，我们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像很多其他事情一样，女性的权益和性别平等都是在逐渐推动的过程中-Work in Progress。

拿联合国来讲，联合国驻各国协调员已经是完全的性别平等。一半是女性，一半是男性。

LQ：

很多人觉得，这种最少需要百分之多少的女性的规定，会不会有点太简单粗暴？甚至有的人觉得，这样对男性不公平。

Sid：

我理解这个说法的出发点。但在性别平等依然如此不均衡的情况下，在我们距离性别平等还差那么远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配额，来帮助我们更好去实现。在实现性别平等之前，这个配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要从概念上让大家改变之前的惯性习惯，就是更多男性比女性位于高级职位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的行动去进行改变。

LQ：

中国一个叫杨笠的脱口秀演员说了一些性别相关的段子，导致在网上有很多男性攻击她，说她挑动性别对立。还说女权都是假的，不存在性别平等，很多女权是受到了邪恶的国外基金赞助，希望以此来破坏中国内部的和谐。

这种反对的声音如此之强，以至于很多人都在想，怎么到了现如今还会有这么多人去反对性别平等这件事？

Sid：

我听说过此类事件。性别平等之所以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因为我们还完全没有达到希望的平等。

这种平等，不仅是嘴上说说，不仅是例如一场演讲上5个嘉宾最起码要有一个是女性；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全方位的性别平等。

而且这件事情不光在中国，在全球所有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做得更多。即便是很多北欧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做得非常不错，但也依然没达到完全平等，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性别平等不仅对经济发展有利，更是对社会发展有利，也是道德上非常重要的。

最关键的，它是我们人类人性的一部分。

我认为在杨笠这类事件里，网上一部分网民的说法，并不是真正的大多数人的看法。

我们看到有这种“沉默的大多数”的现象，很多人可能什么都没说，但这并不代表ta们对这件事情就是认可的，也不代表ta们没有在自己的家庭、社区和身边，去进行和推动这件事。所以，我们不能拿网络上的这种抨击来作为衡量性别平等进步与否的指标。

从我自己在全球许多国家工作生活过的经验来看，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做得相当好。我也希望看到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继续推动，成为全球在这方面的一个领导，展现出更多全球领导力。